我方：“（有机可乘的）我们在《明史》以及其他的相关史料中读到张居正，几乎都会有天官大人的相关描述，或煽风点火、或阴谋诡计、或是个倚仗权势、无恶不作的官吏，或是去势后摇头摆尾、祈求苟活的小人；而在宜昌版的《东湖县志》和相关的地方民间传说中，天官先生却是一个高大上的传奇英雄，不仅很好地辅佐首辅大人整理朝纲、处理国事，而且与人友善、爱民如子，更有学识过人、为人谦逊的不同形象，您怎样解释这样巨大的差异？”

王篆：“（平静地）无论是《明史》也好，《东湖县志》也罢，都是历史记录者，所谓历史人民所书写纯属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历史都是由当局指派专业人士根据史官所留下资料而撰写，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提出史书撰写要遵循‘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四个步骤，围绕位体、置辞、通变、奇正、章义、宫商六个要点进行。是否已回答你们之提问？”

我方：“（故意摇头不解）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

王篆：“（不厌其烦地）历史是对已经过去之人物、事件进行叙述与评价，所以历史本身是中性的。而历史记载则是一定时期、一定群体所乐意看到并与之相信之情节故事，也是为那个群体中绝大多数人服务，所以，带有不同目的和诉求的历史叙述和评价就由不同群体之意识形态所决定，为所有人类一致认可的世界历史其实并不存在，为所有国民一致认可的国家历史也不存在，人物的相关叙述也就变得可以任意捏拿，评价也就可以颠倒黑白。所谓的世界历史、国家历史和个人传记也仅仅是一定时期的一定群体所相信的过去。”

我方：“（追问地）按照天官先生的说法，历史也许并不是历史的真实一面，而是某些群体试图想要其他所有群体相信并接受的故事吗？比如《明史》为了贬低张居正的变法而有意将天官先生写得如此猥琐，而《东湖县志》为了展现宜昌的人杰地灵，则会有意拔高天官先生的形象，就是因为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吗？”

王篆：“（微笑地）孺子可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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