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很传统的中国裁缝和他的助手们对盖洛这个要求“立等可取”的外国人表现很好奇，在缝制美国国旗的过程中，他们猜测盖洛是新来的美国驻宜昌的总领事，还有人猜测他的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间纠缠不休。对于他们的猜测，盖洛不予承认也不曾否认，他知道对中国人保持一份神秘感更为妥当。和他在那篇游记中所写的那样：“当我在寒冷的房间里等待的时候，路过的守夜人正在打他的鼓。”

按照盖洛的解释，宜昌城里的守夜人打更“这样做是为了警告所有的小偷和杀人犯逃跑，并让所有的官员和民众知道他是清醒和在值班。”可是不少研究宜昌的历史学者似乎都忘记了盖洛在宜昌的那天正是西方的圣诞节，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传道士而言，这一天的重要意义等同于中国人对待春节的态度。

所以，守夜人在打他的鼓（笔者注：其实应该是敲梆）的时候，盖洛居然听起来就像雪橇的铃声，居然想起了在这样一个圣诞之夜，他所在的城市距离他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很远很远。他这样写道：“突然，一个熟悉的圣诞颂歌的音符落在我的耳朵。我发现，住在附近的房东和我一样有着同样的家庭崇拜，我感谢上帝，即使在这些可怜的中国城市，世界之光正开始闪耀。”事实究竟如何，值得怀疑。

只能认为，行走在圣诞之夜的中书街上、尤其是像盖洛那样在月光下走过那条家家门缝和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的人，心灵会变得宁静，整个人仿佛在历史的长河里穿行，体会这里往日的兴盛与辉煌，也体会白日里那些人来人往的繁忙情景。“我们动身辞别了工匠，返回兵船。途中遇到了一个巡夜人，正在敲打一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城门已经关上，但是，一听到随行士兵说他正在护送美国客人，门砰然打开，我们这才出得城来。”于是就证明，直到上世纪初，宜昌大南门的城门还在继续使用；同样也证明，老外在宜昌就是有特权的。

作者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