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对吉冈的密谋产生怀疑，如果真是吉冈与日本医生密谋，为什么不在医院或其它场合进行，而要当着溥仪的面到另室进行。我估计他们到另室是为了谈论谭玉龄的病情，而谈论谭玉龄的病情当着溥仪的面讲似乎不好。

其次，谭玉龄的病究竟是什么病。溥仪说是伤寒，也有人说是子宫癌、肺癌等等，但是据服侍谭玉龄的命妇丫头们说，是尿血。如果是尿血，那很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肾脏出现问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那就是绝症了。

再次，是对谭玉龄的医疗方式。据溥仪的侄儿毓嶦在回忆录《末代皇帝的二十年》中说：开始给谭玉龄治病的全是中医，当时内务府里只有中医，没有西医。第一个是佟成海，外号叫佟一剂，说他医疗水平很高，开一剂药，病就好。吃了几副药以后，谭玉龄果然不尿血了。就让另外一个侍医徐思允治疗，可是又尿血了。经过这样几个折腾，谭玉龄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几天不进水米，也不认识人了，不能讲话，这个时候毓嶦等人也参加了护理。到了这个时候，溥仪才让叫来日本医生。这位日本医生是当时长春市市立医院的院长，姓小野寺，六十多岁，同来的还有一位叫桥文元的副院长和几位日本护士。当时就输了血，输的是同来的一位日本护士的血。根据这样的描述，看来，日本医生的到来，谭玉龄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第四是溥仪的责任。溥仪一直认为自己懂医术，因此，他有一个坏习气就是改药方，这个习气在天津时就有，如果是小毛病，改一改药方还无所谓，但是遇到了这样的不病，改药方就会出问题了。问题还在于，溥仪改了药方，那些御医们还不敢说。药不对症，不死才怪呢？溥仪这个当医生的欲望一直有，一直到后来他与周总理说了，总理说，医生不是好当的，弄不好要死人的，他才放弃了当医生的念头。根据以上的推断，说是日本人害死谭玉龄证据不足，看来不找日本人治，谭玉龄大概也要死。

那么为什么溥仪有这样强烈地反应呢？

我看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在东北时期确实时时事事都受到日本人监视和控制，日本医生参与了对谭的治疗，而且，谭确实突然死亡了，他无法说明这一问题，当然要怀疑是日本人动了手脚。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谭的关系在他一生中的几个女人中是最好的。溥仪一直到特赦后都留着谭的照片，在照片后面写着“我的最亲爱的玉龄”。谭的骨灰经过多处辗转，溥仪特赦回北京后放在溥仪在政协的宿舍里。以后，溥仪与李淑贤结婚以后，才被溥仪的侄儿毓岩取走。后来，毓岩将谭玉玲的骨灰埋入他家自建的南屋小厨房的地下。看来，溥仪一生都想念着谭玉龄。

我们尽管对谭玉玲的死做出推测，但是溥仪的心态更值得一说。他对于谭玉玲的死基本上采取的是与迎“日照大神”同样的态度：屈辱地接受，默默地反抗。他的反抗方式是两个，一个是高规格的葬礼。谭死后，溥仪悲痛万分，特地从北京召来皇叔载涛，任“承办丧礼大臣”。并封谭为“明贤贵妃”，谭一下子升了三级（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子、槟、（音）贵人）。整个礼仪十分隆重，先是册封贵妃之礼，然后是葬礼，各路要人都来了。第二个反抗的方式是赶快再找一个中国人做妃子，那就是被封为“福贵人”的李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