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国民党第一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是我的四个卫士之一。由于1925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认识很多人。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力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自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机会。1933年的8、9月期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婉容认为，只要她能逃走，就一定会帮助溥仪逃走，可此事万没想到，被当时正在日本的三格格发现，她写信告知溥仪，结果逃跑又成为泡影。从此，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生不如死的她，便选择了自我毁灭。

1946年春节前夕，解放军派了一辆汽车收容他们。于是由严桐江带领，婉容、李玉琴、嵯峨浩等一行上了汽车。婉容连件棉衣也没有，冻个半死。汽车到通化后，婉容一行暂住市公安局宿舍中。

1946年4月，解放军准备进驻长春，收容婉容等同行。4月14日，长春解放。婉容一行住进解放军招待所，原“厚德福”饭店。这时，李玉琴，严桐江、徐恩允等仅剩的几个人都允许回家了。唯独婉容有家难回，她在长春的胞兄润良闭户关门，不肯收留病弱的胞妹。溥杰之妻嵯峨浩是日本人，也无处去。不久，因国民党要夺长春，解放军将婉容几人从长春运到吉林市，关进公安局拘留所。没过多少日子，国民党飞机轰炸吉林。解放军将婉容、嵯峨浩等押上火车，在敦化监狱几天后，于5月末到了延吉。关进了民主政府主管的延吉法院监狱。

1945年末，延吉就回到人民手中，虽然很乱，但民主政府基本能控制局面。民主政府和解放军将婉容关进监狱，既不是因为她是皇后，也不因为她是政治犯，而是她无家可归，放不掉，不得不在极度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带她到处转移。延吉监狱很大，一栋房子约有40个监狱。哪一间都满员。解放军将她们送进女监，混凝土造的仓库。婉容的住处是一张二层床，她被放在下床。她有时从床上滚落到水泥地上，一动不动，门口的饭也不吃，大小便失禁，在多年的压抑和鸦片的麻醉中已精神错乱，神志不清，形容枯槁，憔悴不堪。6月初，传说国民党要向延吉打来，解放军决定经图门向牡丹江转移一批犯人。解放军为婉容准备了马车，到小仓库一看，她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难以承受旅途颠簸，在路上容易折磨死，所以，临时改变了主意，将她留下由狱方照料。嵯峨浩等5人忍痛与婉容分离，爱新觉罗的家族中只剩下婉容留在延吉。

1946年6月20日上午5时许，郭布罗。婉容凄凉地在延吉市与世长辞，时年40岁。

婉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这个悲剧又是无法避免的，是万恶的封建王朝和日本侵略者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历史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