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最后一个渠道是通过学校对贫困生学杂费和住宿费的减免来体现的”春天说到这里略微停顿了一下，因为这一个渠道等于是从校长身上“割肉”，所以好多学校的好多校长都不愿意在这方面“动脑筋”。

“哦？咱们学校在减免学生学杂费和住宿费这一块工作以前是怎么做的？”春天谈到的这个问题才是孙吴冬最感兴趣的问题，连忙追问。

“1995年11月份，赵志强校长曾经因为迎接‘普九检查’工作而进行过一次大面积的减免，几乎涉及到了失辍学的全部学生”春天凭着记忆掰着手指头说给孙吴冬听，“钱进校长的时候，每年都要拿出一部分减免名额，差不多每个班级能分到二至三个”

“赵志强校长和钱进校长给学生减免的费用都包括哪些项目？”孙吴冬打断春天的话再次追问。

“赵志强校长只减免贫困生的学杂费，学生的住宿费照收，课本费和伙食费自负。钱进校长则是把贫困生的学杂费和住宿费全部免除，学生在校只交课本费和伙食费至于是具体多少钱，因为学校收费的标准几乎每两三年就变化一次，我也记不太清了，学校会计那边肯定有减免的明细”在这方面，春天只能实话实说。

在那个时期，国家也没有给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收费定一个明确统一的标准，虽然说各县市教育局都有一个收费标准，但却是各自为政，地区和县市之间的收费数额都不一样。在具体到执行中却更是乱七糟，各学校搭车乱收费的情况比比皆是，却很少有部门去进行督查和监管。即使有监管也只是象征性地喊几嗓子吓唬吓唬那些胆小的就算完事，只要不出大问题根本就不会动真格的去督查。

尤其是像户山镇这种偏远山区，山高路远道路又难走，一般情况下没有大事发生教育局的领导是很少会涉足这种地方的，这也直接导致了教育主管部门对这些地方学校监管的缺失。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地方的乡镇教育办主任、中小学校校长就如那一亩三分地上的“土皇帝”一般，有时候学生收费的多少只不过是他们一句话的事情。反正，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大都是没见过市面的“土老帽”，只会选择逆来顺受。